去年以来，AI破损图在电商购物中“薅羊毛”，成了新灰产。
近日，江苏大闸蟹网店主高女士遭遇新型骗局。其发出的8只螃蟹，在买家次日发来的图片和视频中竟“死了6只”，并被退款195元。经警方查明，该视频为AI伪造。涉事买家被处以行政拘留8日，此案成为全国首例利用AI伪造视频骗取网购退款而受行政处罚的案件。
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科创板日报》记者调查发现，随着AI工具普及，伪造瑕疵商品图片、视频的技术门槛急剧降低。从生鲜到衣物，逼真的假“证据”正被少数人用于“薅羊毛”，甚至催生付费教学的灰产。面对这类欺诈，电商卖家正陷入“举证难、立案更难”的维权困境。
AI破损图“薅羊毛”：退款纠纷背后的AI灰产
仅凭一张商品开箱原图，利用AI生成技术，便能轻松伪造出足以“以假乱真”的退款证据。
从事紫砂行业15年的电商卖家钟先生上个月也遭遇了AI假图骗退款：一位买家以商品破损为由申请仅退款，并发送数张显示紫砂壶有多道裂纹的图片。凭借行业经验，钟先生虽察觉图片异常，却在对方不断催促与指责中一度动摇。在他坚持要求下，买家发来“破损视频”，经同行群辨认，被指出是AI生成的假视频——“手一摸就开裂，就是AI的”。钟先生凭借专业知识识破骗局，对方最终取消申请。
一年前，这种能够生成逼真伪造照片、视频的AI技术还属于少数科技公司和专业人士的专利。而今天，随着开源AI工具和商业化AI服务的普及，这一技术的门槛已大幅降低。
《科创板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多个电商平台的商家在小红书等渠道反映，有消费者使用AI技术生成商品存在瑕疵的图片或视频，并以此发起退款申请。
这类伪造内容覆盖生鲜腐坏、衣物破损、化妆品渗漏等多种场景，视觉呈现已极为逼真。其中，因退货验证困难，生鲜类商品已然成为该类欺诈行为的重灾区。
上海光明（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涂攀跃律师也向记者证实，半年前就已接触多起类似案件，欺诈目标大多集中于生鲜水果、服装鞋帽等小额商品。
为验证利用AI造假现象，《科创板日报》记者也在腾讯元宝、豆包等常见AI工具中进行了实测，仅需输入“将图片中的水果局部处理成腐烂状态”这类简单指令，大模型可在30秒内生成极具迷惑性的“证据”图片。
AI生成的水果腐烂图
尽管输出图片通常带有“AI生成”水印，但该标识多位于边角位置，通过简单裁剪即可轻易去除。然而，据部分商家发帖反映，不少作为“证据”提交的图片，仍直接带有未处理的水印，AI伪造痕迹明显。
据“电诉宝”发布的数据显示，在“618”期间全国电商平台的商家投诉中，“退款问题”以16.16%的占比居首位；“任意仅退款”问题则以12.10%的占比紧随其后。由此也不难看出，当前退款纠纷的普遍性，而AI伪造技术的滥用，也无疑为这一灰色地带增添了新的技术复杂度。
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商家反映，即便能识别出买家使用AI伪造商品破损，向平台提交申诉后，却常因平台认定“凭证不足”而被驳回，最终被建议“与买家协商解决”。
与此同时，由于单笔或关联订单的总金额往往不足1000元，难以达到诈骗罪的刑事立案标准，致使商家寻求报警处理的途径也难以走通，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
随着AI工具使用门槛的迅速下降，利用该技术实施违规乃至违法行为的成本也在相应降低。而技术滥用的低成本与维权过程的高成本，也正使众多电商卖家陷入一种新的困境之中。
值得警惕的是，除了用AI生成假图外，当前围绕“仅退款”也已衍生出一条灰色产业链。此前有媒体调查发现，只需支付约288元“学费”，便有自称“师傅”的人承诺传授全套“仅退款”窍门，并声称单个账号成功退款次数可达30次左右。
当AI成为造假工具，小额欺诈背后的追责难题如何破？
近日，全国首例AI伪造视频网购诈骗案的行政处罚，也意味着法律开始对这一新型犯罪形态作出回应。然而，现行法律体系在面对快速发展的AI技术时仍显滞后。
上海复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蔡斌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曾接到商家关于遭遇AI造假欺诈的咨询，但此类案件通常涉案金额较小。关于维权路径，蔡斌也给出了明确建议，一是平台投诉，其次可选择报警。
他指出，该行为在定性上符合《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在实践中，由于金额往往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追究刑事责任存在困难。其进一步说明，公安机关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此类行为进行查处，例如处以5至10日的拘留。
从技术角度看，防范AI伪造视频的“反AI”技术也在发展。然而，这些技术的普及应用仍需时间，且成本不菲。对于绝大多数中小电商平台和卖家而言，自行部署这类技术防御系统尚不现实。
在接受《科创板日报》记者采访时，多位律师指出，应对AI技术滥用对电商环境的冲击，必须依靠多方协同共治。但在此过程中，电商平台应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承担起升级技术审核、优化规则设计等核心责任。
“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在”仅退款“制度及AI鉴伪识别风控系统制度建设方面，还有一定的滞后性。”上海光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涂攀跃直言，“对于电商平台，在处理‘仅退款’问题上绝非简单的‘裁判’身份，其负有多重审核与注意义务。”
与此同时，涂攀跃还建议应由有关监管部门牵头，组织平台对“AI滥用”“代投诉退款”及“职业索赔培训陪跑”等黑灰产领域进行联合打击。
此外，从更宏观的治理视角看，构建新防线也需超越平台层面。蔡斌进一步向《科创板日报》记者指出，应对AI技术滥用引发的电商欺诈，法律与监管层面也需同步完善。
其认为，立法需与时俱进。 针对利用AI等新技术实施、且已呈现盛行苗头的新型犯罪形式，应考虑在刑法中增设专门条款或出台司法解释，进行明确的法律配置与规制。
同时，加强对消费者的合规教育不可或缺。 技术工具本身无罪，关键在如何使用。应通过基础教育引导消费者清晰认识技术的合法使用与违法使用的边界，避免因噎废食，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护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此外，蔡斌建议探索构建社会化解纷机制。 纠纷解决不应仅限于法院、公安机关或电商平台。在消费领域，可以探索设立更多元、更前置的非诉解决渠道，为未达犯罪门槛的纠纷提供高效化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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